恒大暴雷欠债两万亿还不上，2022 年新生儿出生数量跌破 1000 万，昆山两地产项目因“擅自大幅度降价销售，扰乱房地产市场秩序”被政府处罚……
疫情过后的中国经济，一地鸡毛。
大夫问诊，一定要问问：这些症状都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呢？
一、“涨价去库存”，棚改货币化种下今日之恶果#
要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分水岭，2008 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从注重实体经济产出转向实体经济结合部分的泡沫经济，大量的货币涌入市场，配合极致的财政政策工具和极致的宽松货币政策工具， 国际需求减弱，我国面临验证的产能过剩压力，得益于极致凯恩斯主义的应用，配合短期的家电三下乡活动，几万亿规模的大基建刺激经济，在逆全球经济的迅速恢复并且维持高增长。当然凯恩斯主义也是有代价的，极致的货币政策带来资产泡沫的滋生，极致的财政政策带来政府债务的积累。
但我国的经济体系比较特殊，地方有土地这样的资源配合资产泡沫的膨胀，土地财税成为各地非常仰赖的财政支撑，从宏观上来讲，经济维持高热度，创造大量的就业和收入增长，但代价也非常明显，一个是资产泡沫滋生和通胀压力，另一个是越往后的居民需要承担的税负压力越重，凯恩斯主义本该加在政府身上的债务由居民承担。佐证在宏观杠杆率的变化，2008 年 12 月，实体经济部门的负债占 GDP 比重为 141.2%，其中居民杠杆 17.9,%，可谓是藏富于民，而政府杠杆为 28.1%，随着各地大基建的推动，政府支出呈现几十个百分点的增速，然而到 2015 每年涨价去库存前夕，也就是 2014 年 12 月，政府杠杆也仅增长到 38.8%，而居民杠杆快速攀升到 36%，涨幅是政府杠杆的两倍，这也不难看出我国刺激经济与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差异：房地产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挖掘居民的净储蓄。
时间来到了第二个关键节点，即 2015 年房地产增长受阻，地方财税压力增加，房地产库存居高不下，市场需求观望情绪显著，这时如果还想完成预期的增长目标，房地产成为经济的关键，而关键不在于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而是在于挖掘居民的储蓄来维系土地财税-扩大开支-再到刺激经济增长。如果说 08 年~15 年之间，是宏观政策选择牺牲居民财富和用一定的资产泡沫换取经济增长和实体经济发展，那么到了 15 年如何做决策呢？
当然我们不会去假设，只看历史的结果，15 年开启了浩浩荡荡的涨价去库存，2015 年 12 月 M2 同比增长 13.3%，与实际 GDP 增速 6.9%拉开差异，当年就降息 125bp，大量的货币涌入市场，同时开启轰轰烈烈的棚改，配合着当地的土地供应，人为制造供需紧张，为涨价去库存创造条件，当政策突然一下放开，相当于助燃剂点燃了干柴烈火，越涨购买需求越旺盛，很多人都不顾风险的去加杠杆上车，当然从历史来看，很多人都赌赢了。
房价涨了，地方土地财税迅速疯涨，2016 年前三季度全国土地出让面积 14.31 万公顷，同比下降 4.8%；合同成交价款 2.2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8%，到了第四季度更是厉害，最终当年实现土地拍卖 3.7 万亿，也验证了香港的经验，人为制造供给紧张，土地面积供应下降，而卖地收入大涨。房企的库存以极高的价格出清了，赚的盆满钵满，从此我国首富经常在房企之间流转，火点燃了以后，银行即便把利率再调高到 6%~7%，设置各种限制都是抢着贷款，也赚得盆满钵满，投资者即便拿着两位数的资金成本，包括网贷和民间贷款，投资房子都有的赚。
但是，古尔丹，代价是什么呢？
一切！
我们来看看杠杆的情况，从 2014 年 12 月到 2018 年 6 月，政府的支出依旧维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然而神奇的是政府的明面杠杆还下降了，从 38.8%下降到 35%，而居民负债则是暴增，从 36%直接飙升到 50.5%，六个钱包说的一点都没错，几代人的储蓄基本被土地财税榨干。这还仅仅是房地产庞氏信贷的表面影响，涨价去库存的损害是长期的，还有哪些代价值得关注？
1）地方财政依赖与隐形债务，一旦让地方尝到了挖掘居民财富、举债做政绩和分利的甜头，就不可能停下来，即便居民已经负债累累，结果是即便土地财税在 2022 年每年以平均 10%的增速上涨，依旧无法满足地方的胃口，明面债约束大，就在隐形债务上找钱，对应的现在非常紧迫的地方平台债问题。
涨价去库存虽然短期救了地方财税，但从长期来看，地方的胆子更大，对土地依赖更高，如果按照现在市场的估计，政府隐形债务的杠杆率约在 50%以上，加上明面的 50%杠杆，政府部门过去十几年在挖局了居民几十年购买的情况下，依旧花掉了未来几十年的税收，这种问题如果当时处理远比现在的风险要小得多。到现在解决地方债务几乎已经成为死结，唯一能做的就是允许以债养债直至绷不住为止。
2）居民的消费能力不足带动的产能过剩和经济增长阻碍，作为最大的工业国，本国 14 亿的消费市场并不能贡献太多的消费，也就是内循环阻塞，非常依赖对外出口出清产能，且越是国际需求萎缩，内需不足的问题就会越激烈，每年都要把扩大内需抬出来，但每次做的事情都是竭泽而渔的透支居民信贷，让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接近极限。就会削减一切非必要开支，一个人的支出是另一个人的收入，根本就没有消费升级的能力，换来的反而是消费降级，一旦国际需求收缩或者国际环境恶化，失业率上升也是可以预期的，但数据上最近几年的干预比较明显，比如热度很高的灵活就业，又有全职儿女之类的可以美化就业率的创新。但并不能改变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恶化的趋势，地方一没钱，最先想到的就是非税收入，很多地方把罚款当做指标，本质还是进一步加剧居民的财政恶化。
3）房企被救活后的“报恩”心态。房企觉得救自己的是地方，那么刚从粪坑被救起就得赶紧报恩，而报恩的方式是在地方和金融监管的“忽视”下，玩起了更高负债更快周转的庞氏信贷，为地方拍地鞍前马后。但其实房企没有意识到，真正救活自己的是居民透支未来几十年的负债，过分高估政策干预市场的能力，结果在经济下行和居民储蓄见底后，出现了大规模的暴雷，且涉及面远高于 2015 年涨价去库存之前。也就是说，涨价去库存并没有救活房企，反而放大了房企和庞氏信贷的风险，现在的解决办法还是希望居民拿不到房子但还是要还贷，风险锁死到这批人手里不能传递到金融体系。
4）银行，如果说 15 年之前银行非常依赖房地产赚钱，那么涨价去库存之后，就把自己完全卖给了房地产，房价的暴涨结合信贷的过度发放，让金融体系安全和房地产泡沫牢牢的绑在一起，但代价则是所有储户的，毕竟银行的净资产就那么多，绝大部分的钱还是储户的。15 年的涨价去库存彻底把银行陷了进去，用一个更大的风险解决了一个现在对比起来并不严重的风险。15 年末 M2 也不过 139.23 万亿，而今年眼看就要 300 万亿了，里面有多大的风险估计也就金融体系自己知道了。
5）高税收低福利下的阶层固化，以房地产为代表的税收体系，本质是向居民部门征收的未来税，且往往是越年轻一辈，征收力度越大。如果能够高效的返还给居民，比如公共福利那代价小得多，但现实是而这种高的综合税负，又结合不均的分配体系，比如一个 1000 万的项目承包下来，层层分包，能有多少比例真正用在公共建设上，大量的资源被分配掉。结果就是居民生存压力增加，尤其是年轻人的税负高，资本收益压过劳动收益，阶层壁垒坚固，换来的是婚育意愿的断崖式下跌，读者有兴趣随便看一下近近几十年的生育率下降趋势，涨价去库存前后的加速现象尤为明显，日本从 1.5 下降到 1.3 用了 30 多年，而我国仅用了几年，涨价去库存功不可没。
总结起来，任何靠债务支撑的经济繁荣，都将是短期内的欢愉，之后的代价是长期的且往往不可逆转，涨价去库存看似短期救了地方财税，换来的是更大规模的地方隐性债务和违约风险，看似救了房企，换来的是更没有底线的庞氏信贷和更大规模的烂尾，看似提高了银行的短期利润，换来的是把自己牢牢地和房地产泡沫这个随时要爆的炸弹绑在一起，从此每年都要坚守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把居民的抗风险能力耗尽，把年轻人的心气耗尽，换来更长期的不可逆转的社会代价，又是高税收下的分配不均，比纯市场经济的贫富差距扩大的更快 ，相比于那点收益，与付出的代价相比可谓是九牛之一毛。
现在终于迎来了反噬。
中国的税负看着不多，但明面上税务局收的税其实只是国人税负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温柔的那种。
实际上，国家手里有四把刮刀，一把狠过一把：除了明面上的税之外，另外三把是国企利润、通货膨胀，以及最狠的高房价。
而现在，最狠的这把刮刀开始失灵。
有机构最新出炉了“国内主要城市房价回撤排名”，全国主要城市中，足足有 47 个地方的房价出现下跌，包括北、上、广、深一线城市。
47 个城市中，房价下降幅度最大的当属温州，与峰值相比，足足下跌了 36.7%，峰值出现在 2011 年 3 月，其时房价为 33162 元/平，目前房价为 21003 元/平。
除温州外，太原、贵阳、天津、青岛、郑州和石家庄 6 个城市的房价跌幅同样惊人，均超过 20%。其中石家庄跌幅接近 30%，由高峰期的 19521 元/平（2017 年 7 月）跌至目前的 13792 元/平。
四大一线城市中，深圳跌幅最大，目前房价为 58900 元/平，而高峰期出现在 2021 年 2 月，其时房价达 71581 元/平，降幅达 17.7%；北京跌幅最小，目前房价为 70281 元/平，较高峰值仅下跌 0.5%，峰值时刻出现在 2023 年 4 月，跌幅可忽略不计。由此不难看出，北京的房价是真的坚挺。
上海呢？跌幅在 1.6%，高峰值同样出现在 2023 年 4 月，目前房价为 65822 元/平。
广州房价在四大一线城市中垫底，目前房价为 37735 元/平，高峰值出现在 2021 年 8 月，其时房价在 4 万元以上。
政府不愿看到房价下跌，但房价真的跌了。楼市运行有自己的规律，目前支撑房价上涨的基本面已经坍塌了，九州楼市齐上扬的局面永远成为了过去。
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是必要的，但过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峰阶段，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明显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 年到 2017 年间，有 14 个省份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额大于本省 GDP 的现象（2018 年以后各省不再公布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有关研究表明，当前我们财政资金用于投资的乘数效应是 1.06 倍，而同样的财政资金用来发消费券，其乘数效应是 3 倍以上。同时，地方政府长期靠举债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已经造成较大的债务风险，部分地区的债务问题已经到了爆发边缘。
投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行政主导性投资占比过高是重要原因之一。2012-2021 年间，中国行政主导性投资占 GDP 的比例，最低为 20.68%（2021 年），最高为 24.83%（2016 年），远大于成熟市场经济政府投资 3%-4%的占比。除此之外，房地产投资持续高速增长和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也是也是投资率长期偏高的重要原因。
2022 年，中国 GDP 规模为 121 万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完成额为 57.96 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47.90%；而美国、欧洲等国投资占 GDP 的比重只有 20%强，印度这一比重为 27%。假定 20%~25%的国际正常投资率是合理的，那么中国当前合理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应该是 25~30 万亿人民币，十年后大约是 30~40 万亿人民币——至少有 20 万亿规模的投资是无效投资、低效投资、过剩投资。
从全球经济发展史上看，长期靠投资拉动增长不可持续。二战后，长期依靠投资支持增长的结果，一方面导致苏联固定投资产值率不断下降：每百卢布生产性固定基金生产的国民收入从 1960 年的 72 卢布下降到 1970 年的 55 卢布和 1990 年的 28 卢布；另一方面导致苏联的消费率一直偏低，1987 年苏联工人和职员工资基金占国民收入的 44%，而在美国占 60%以上。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和斯坦利·费舍尔研究后指出，要素价格的变化没有对要素配置产生影响，是造成 1970 年代以后欧美投资率大幅下降的同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投资率仍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这种对经济效益和要素价格不敏感的投资扩张被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嘲讽地称为“充满活力的投资本能”，其结果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减弱，最终经济陷于停滞。
与固定资产形成在 GDP 中占比居高不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最终消费占 GDP 的比重（即终消费率）呈现出降低的趋势。中国最终消费占 GDP 的比重从 2000 年的 63.57%，下降至 2021 年的 54.29%，下降了 9.28 个百分点，其中家庭最终消费占 GDP 的比重在 2000 年是 46.73%，2021 年下降至 38.37%，下降了 8.36 个百分点，无论是最终消费支出占比还是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占比，都呈现出逐渐下行之势。
如果对同期数据进行对比，美国最终消费占 GDP 的比重在 2000 年是 80.04%，2021 年为 82.59%，上升了 2.55 个百分点，家庭最终消费占 GDP 的比重在 2000 年是 66.02%，2021 年是 68.21%，上升了 2.19 个百分点，无论是最终消费支出占比还是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占比，都呈现出稳定且略有上升之势。
除美国之外，在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最终消费占 GDP 的比重已经普遍在 70%以上，2021 年数据，日本最终消费占 GDP 比重 75.25%，德国为 71.39，法国为 76.92%，韩国为 64%，欧盟 27 国为 73%，印度为 73%。
对比很明显，这些年来我国仗着有外贸市场，根本就没有好好深耕国内市场。百姓手里没钱，自然无法创造需求，没有需求就没有市场。国内的提前消费其实只有一样：买房子。而买房子的钱会严重挤压在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从而导致最终消费支出占比越来越低，国内市场越来越小。三年疫情过后，现在全世界都没钱了，制造业外贸出口额的崩溃造成了全中国 20%的青年失业率，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阳极生阴，中国经济的转折点就要到来了，以国家最不想看到的形式。
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老百姓不生孩子了。老爷们很惊奇，但这就是残酷的自然规律：自然界的许多生物会在恶劣的环境中停止生育，还经常干掉已经存在的幼体。环境变化可以改变生物获取必需营养物质和生活场所等生存资源的效果，到了一定程度就能抑制生物的繁殖能力。就连细菌都会在贫瘠的环境中停止复制并休眠，或是将微弱的能流全部用于修复损伤、维持生命。
2022 年新生儿数量只有 956 万，今年预计将跌破 800 万。2022 年新生儿数量已经比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 1961 年（1141 万）还低了，而今年的新生儿数量不出意外将低于抗战开始的 1937 年（813 万），眼瞧着就要低于抗战最艰苦的 1939 年了（757 万）。1.7 亿 90 后，结婚率只有 11%，1000 万对，2000 万人。就算以后每对 90 后都不离婚、都开始生孩子，一年能够保证 500 万新生儿出生都不错了。然而地方上还在搞向上管理型生育促进工作，以攀枝花为例，声势浩大的鼓励生育，结果生一个娃儿拿 1400 块补贴，劳斯莱斯 5 元消费券名副其实了。
都说相信后人的智慧，现在后人都要没了，就问你相信谁去？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二、日本房地产泡沫让我们警醒，但仍然没能避免踩进坑里，只不过踩坑的姿势不一样而已#
历史会重复，但是不会简单重复。中国这次踩的坑可比日本那个大太多太多，而且日本只是踩坑，中国是跳起来三米高、然后大头朝下栽进去。
今天中国的房产泡沫要比 90 年代日本房产泡沫要大 10 倍。
历史上中国有 2 次自然修正机会，分别是 2008 年和 2016 年.房价都在自然下跌，但是都被政策突然拉高。如果说 2008 年还是不得已，那么 2016 年根本就是故意的了。
现在这个局面，其实政府还是想抢救一下，但是操作难度与上两次相比，已经不是一个数量级。
其一，居民杠杆已经非常高，大量百姓因为背负房贷已经造成了消费降级。通缩局面慢慢开始形成，地方政府负债极高，造成了内部缩编裁减体制外雇员。16 年企业杠杆向居民部门杠杆转移，造成了现在居民部门负债 75 万亿。存款虽然 130 万亿，但是大部分存款并不在普通百姓手里。是集中在 3%人群手里，流动性的高度集中，让普通百姓没有消费能力，而不是不愿意消费。现在总体有 3 派呼声，一是向企业增大贷款，漫天放水来解决，其 2 是提高中央政府杠杆率，让中央政府买单。其 3 是任泽平等呼吁的向老百姓发钱。这 3 派里，我认为任泽平这派是合理的，因为这回面对的是普通百姓的流动性枯竭，以往数次房价下调，居民部门的存款都没有受到直接影响。而 2015 年的棚改，直接掏空了普通百姓的资产，目前有说法，有 2 亿人或 2 亿个家庭背负房贷。这个比率是非常恐怖的。一旦房价下跌，那么中国有将近半数的家庭会受到直接影响。
其二，现在的中国比 90 年代日本更难，90 年代日本没有天量的地方债务当时日本对外投资很高，且没有中国特殊的 35 岁现象，日本虽然经历失落的三十年，日本对中国，对越南，对印度，对东南亚的投资是缓解了内部的就业，大财团的对外投资也缓解了日本财团的资金压力。而今天新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基本上很难缓解内部就业压力，小米对印度投资存款被印度没收，比亚迪对越南投资经常被罢工，中国企业出海由于管理不符合世界普遍规则，一直没能大规模形成。但是内部的失业已经显著提升，灵活就业人员 2 亿，24 岁以下青年失业率达到 20%以上，每年 1180 万大学生就业
其三，地产 GDP 占据比重太高，一旦房价泡沫破灭比当时日本危险的多，有说法中国地产 GDP 占总 GDP 的 35%即 42 万亿。地产不仅相关房地产的设计，施工，勘察，监理，建材，家装，家电，还涉及钢材，有色，塑料，玻璃。以及相关的设备建造，大型卡车，运输等方方面面。这些相关产业在社会经济中进行循环，餐饮，技能教育培训都会有强大的影响。产业链长，涉及产业多。
其四，地产对金融的参与太大，太高。银行贷款和地产相关的占了大部分，特别是地方债务，居民债务，还有地产公司债务。过去 15 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基本上是靠地产拉动起来的。明面上，房贷，房企贷，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城投公司的贷款，后面还有大量的生产房产相关企业贷款。这是个巨大的雷，一旦引爆，中国金融半数以上存贷款以及大量银行都很危险。
横向对比 90 年代日本房产泡沫破灭时居民杠杆率为 69.4%，今天中国表内居民负债 75 万亿，居民存款 130 万亿，居民表内杠杆率 57.69.还有一些表外负债，比如网贷，民间借贷，公布出来的居民杠杆系数是是 62.2%的杠杆率。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中国居民杠杆系数是 72%!但是中国和日本最大的不同是中国贫富差距比日本大，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是 0.475，而 90 年代日本基尼系数是 0.25，也就是说，中国的居民存款并不在大众手里，而日本是！这就造成了，如果房产泡沫破灭，中国并不需要日本那种居民杠杆系数就会达到！局面已经万分危险！
那么如此危险的局面，地产泡沫是否会重演呢？
未来很悲观，经济规律不会因为不同人群而失去效果，只能推迟，却不能解决，还会迎来更大的反噬。中国从来没经历过全面的债务危机，以前的危机一般只存在于企业部门，而现在的危机是企业，政府，个人三大部门同时遇到。国家给发放了大量贷款，去年高达 28 万亿，但是对经济拉动只有 7 万亿。说明靠贷款驱动经济的路线走到了尾期。叠加中美贸易战，中国和美国会慢慢脱钩，内忧外患，绝不像某些媒体吹嘘的稳中向好的局面。
今天网上已经有很多人大声呐喊，房价不能跌，而且说出了众多理由，没错他们说的理由很多都是对的，但是房价是否下跌并不是声音大决定的，也不是说的人多决定的。而是由买卖双方决定的。抛盘比买盘多必然下跌。2022 年，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904999 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7.2%。其中，住宅施工面积 639696 万平方米。光是 2022 年就竣工了接近 8000 万套房产。预计 2023 年我国房屋新开工面积将回升至 23.15 亿平方米。按 90 平米一套计算，这又是 2500 万套房产。在需求不断萎缩的情况下，往年的存量二手房，新房实在太多，买卖双方易位。地产价格很难不下跌。
最主要的是买入这些房产的是杠杆买入，贷款买入，特别是 2016 年后买入的家庭，还房贷才 6 年左右，已经有不少人因为失业或者降薪无力支付房贷，2023 年初我国法拍房产已经高达 200 万套，这个数据在 2017 年才 8 万套，上涨了 25 倍。如果一个商品或标的物的转折，初期也是由杠杆买入者被迫平仓造成的那个，非常类似于 2015 年的股市杠杆熊市破灭。
我国的局面目前比当年日本地产泡沫破灭时难得多，但是有一个好处，我国财政政策独立自主，政府有很强的能动性，可以抵消一部分劣势。但是实际如何未来几年就可见，我也相信未来半年-2 年内中央一定会公布经济刺激计划。是否会重蹈覆辙，说不好呀。现实宣传里，很多人打气认为不会重演日本路线。但是从历史房产泡沫破灭看：
1.1920-1926 年，美国佛罗里达州房地产泡沫
2.1987-1992 年，日本房地产泡沫
3.1988-1993 年，海南房地产泡沫
4.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香港房地产泡沫
5.2008 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
这些房产泡沫要么是局部的，要么是国家和地区全局的，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房价超过当地居民收入 25 倍以上。而今天中国有的城市已经达到了 30 倍以上。或许这 20 年的上涨让中国人以为自己真的与众不同！
绝大部分人是没法做到客观的，因为房产占据家庭财产比例太高了，有统计我国房产占据家庭资产高达 70%。房产的下跌意味着家庭财富的严重缩水，和股票下跌不同，股票下跌绝大部分家庭只是手里余钱买入的房产。特别是贷款买入房产的家庭，房产占据家庭财富的比例可能高达 120%，150%，甚至 200%。一旦失业房贷断供 ，后果不堪设想，而这种现象已经开始普遍了。所以对很多持有房产者，内心里是不希望房产下跌，而且是不能下跌，房产价格下跌对他们实在是极大的痛苦。如果没有国家强力刺激计划，未来有的人真的会很悲惨。可能会出现如同期货爆仓现象，房产被强行收走法拍。
三、房价会暴跌吗？我认为会#
房价会暴跌吗？
会，我认为大概率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已经有历史经验可以参考了，参考什么呢？参考疫情。
你回忆一下 2022 年的某一天，之前还是全民抗议，万众一心，忽然一夜之后全面放开，从前闻之色变的史诗级病毒瞬间变成了普通感冒，这就是前车之鉴。
我认为房地产大概率也会迎来这样的一天，在这天之前，所有的政策都指向救楼市，可是一天之后，风云突变，海啸来袭。只要如今这样不瘟不火的楼市局面持续下去，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总会有一天成为一个临界值，总会出现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只要到了政府心力耗尽的那一天，他意识到自己怎么都撑不下去了，但房价这个担子的重量却越来越大。这个担子里面有人民的呼声，有汇率的压力，还有新能源汽车、芯片、人工智能等等嗷嗷待哺的行业。
中国的风永远都是刚劲猛烈的，从不给人一丝喘息和懈怠的机会。一旦临界点到来，政府会光速抽走支撑房价的所有力量，那个时候，房价就跟被一次性抽走所有承重墙的高楼大厦一样，瞬间崩塌。
可是话又说回来，我们作为普通人，应该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吗？我告诉你，应该。即便不是站在自己买房这个自立的角度，站在大局的立场上，也是一样的。不要相信网上那些所谓专家的言论，什么房地产不能倒，房地产是支柱产业，还有房地产一倒会产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这些规划一个字都不要信，相信我，只要政府的风向一变，就跟疫情那个时候一样，这些专家到时候翻脸比翻书还快，他们转过头来就会告诉你，从美国到日本，所有成功的国家都是主动刺破房地产泡沫，只有房地产的泡沫破裂，才能迎来国家的新声。
美国、日本主动刺破房地产泡沫，全力转型高科技领域，把更多的房地产资金导入实体经济，后来美日两国的经济结构才能成功转型。特别是美国，在半导体、航空工业、汽车、人工智能等等领域，至今都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到时候没有人会关心你们这些高位接盘的可怜虫。
砖家说，高房价是为了鼓励年轻人奋斗，结果年轻人都选择了躺平。
延迟退休是为了缓解社保资金的不足，结果却导致很多年轻人不交社保了。
降低利率是鼓励有条件的家庭购房，结果却导致很多人开始提前还贷了。
放开二胎三胎是为了鼓励生育，结果人口却出现了负增长。
国家最早开始推出限购政策的时候就应该能分析出来是买房上车最后的机会了。未来几年房价必然还会涨，如果国家不能判断出房地产未来会过热，怎么会推出限购政策呢？
结果也证明，2010 年前后推出的限购之后那几年是房价涨的最疯的时候，而现在很多地方解除限购了，很多人还把它解读成房地产的利好消息，说解除限购之后，未来房价就要涨了，恰恰相反，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正因为未来房价下跌是趋势，所以才会解除限购，以防房价暴跌崩盘，导致金融秩序受到影响。
稍微一思考，得出的结论就会完全相反。我预测的对不对？未来五年大家等着看就知道了。
在放开二胎政策刚颁布的时候就应该能够分析出来，未来所有跟孩子相关的产业都要萧条了，因为放开二胎说明人口问题已经严重到不得不调整国策的时候了。
奶粉、尿布、幼儿教育等等所有跟新生儿相关的行业未来都必将会下滑。再比如，当下调利率政策一般不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白，一定是当前存款的人太多了，贷款的人太少了，因为下调利息，需要给客户存款支付的利息就会变少，而且还顺便鼓励个人和企业多贷款，所以才要下调利息，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了，未来不要投资了。因为很多人意识到风险已经开始存钱了，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要么贷不出钱来了，要么不敢贷款扩张了，企业不贷款不扩张，失业问题就可能会接踵而来。这个时候，要么你给自己留好退路，准备好自己随时被辞退，要么提前操作，不要成为单位里被辞退的那个人。
所以这个世界永远属于能看懂信息的人，永远属于会利用规则的人，满脑子只有遵守规则，永远等着靠着不思考，只等着让别人指哪打哪的那种人，永远只能停留在社会的最底层。
四、中国急需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否则就没有未来可言了#
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需求不足将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市场经济国家，无论你是哪种主义，建立、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抢夺国外市场（需求）都是生存的第一要义。一百多年前的一战是因为这个打起来的，现在其实也没啥区别。
事实上，中国也不是看不到这一点。
根据新华社 2022 年 12 月 14 日电，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将扩大内需作为一项长期战略性任务。考虑到构成中国内需的投资和消费两个部分中，投资过剩和消费不足的结构特点，以及当前中国消费乘数是投资乘数的 3 倍以上，扩大内需战略的成功离不开支出结构转型——从过去的投资需求拉动为主，逐步转向将来以消费需求拉动为主，即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
而为了向更有效率的支出结构转变，必须推动国民收入结构的转型，即把原来用于过剩投资、低效或无效投资的资金，逐步转化为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而转化为居民消费支出。
然而现在看困难重重。中国已经习惯于“抢占国际市场”了，完全缺乏对于国内市场的深耕细作，现在外贸崩了，才知道“不怕脚踩风，就怕手抓空”。
的确，去年外贸增长的很多，但请好好看看成分：收入最大头是转手美国的天然气到欧洲，一船差不多能赚 8 亿美元，相当于 10 万工人一年的产值。其次是汽车（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中国现在已经是实际上的世界第一汽车出口大国。这两项才是真正拉动外贸出口额的主力。但是最能提供工作岗位的制造业，现在订单却在直线下降，这就是为啥现在青年失业率达到 20%的原因。如果国内大市场建立不起来，中国制造业出现衰退就在眼前。
因此，从国民经济结构改革入手，推动支出结构转变，从投资为主向消费为主转化，尽快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和比重，进而提升消费需求，才能有效扩大内需，创建健康的国内市场，畅通经济循环。
第一，将过剩、低效和无效投资支出转为消费支出，可实现 3 倍的需求扩张。
应全面检查过剩投资、低效投资，禁止重复建设。在降低低效投资、无效投资、过剩投资之后，把节省出来的财政资金用于增加居民收入、提升社保覆盖和力度、补贴居民消费——如果能够减少 10 万亿的低效和无效投资，同时增加 10 万亿居民收入，由于乘数效应放大，可以带来 20 万亿元以上的新增需求，国内需求不足的难题将迎刃而解！
从靠投资转向靠消费，不仅要转变观念，更要调整政府宏观经济的管理机制。在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阶段，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从上到下的投资驱动相关决策和执行机制——从中央决策部门到国家发改委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固定资产投资司、基础设施发展司，财政部预算司、经济建设司，再到地方政府也有一套围绕选项目、报项目、批项目和投项目的决策机制和执行团队。在这样的决策观念和决策体制下，以投资项目为核心的稳增长计划，不但在中央层面决策毫无障碍、容易通过，而且也能够获得实施的机制和财力保证。然而，我们对于促消费的相关决策和执行机制，还有待建立和完善。因此建议对经济管理的部门设置有必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全面的扩大消费需求的组织机构，各省市县均设立相应的促消费机构，完善直接发钱、发消费券促消费的工作机制。
第二，尽快推出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1950-1960 年代，日本也出现过投资增速远高于消费增长的支出格局，同样导致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明显落后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1960 年代以后，日本同样遇到了内需不足、居民收入较低等问题，通过实施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国民收入在 1970 年代大幅度增加，工资指数增幅远超美国、西德、法国和意大利等国，人均消费水平保持了年均 10%以上的增长，较好地完成了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转型。
当下的要务，在于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并推出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目标、步骤和路线，多种途径确保居民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长。
为了尽快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要减少土地和金融等部门的垄断收益，相应提高劳动、技术、管理等要素报酬。根据收入法 GDP 计算，2000 年至 2017 年（劳动者报酬数据发布的最后一年）中国 GDP 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在绝大多数年份低于 50%，最高在 2015 年达到 50.25%，最低的 2007 年曾达到 44.39%，显著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居民收入占比低，主要原因是土地、金融、信息技术服务、能源等在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或拥有垄断权利的部门获取的超额垄断收益，挤占了劳动、技术、管理等要素的收入份额。因此，需要税收、法律、政策等多方面措施并举，消除土地、金融、信息技术服务、能源等部门的超额利润，或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将其转为居民可支配收入。
应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走向分化，财富效应大大下降的背景下，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将是增加居民财产收入的重要举措。目前，中国约有 2 亿股票投资者和更多的证券基金投资者，背后对应的中等收入群体超过 4 亿人，持有的股票和基金市值超过 40 万亿元。如果其持有的股票市值和基金净值出现 25%的增长，就将带来超过 10 万亿元以上的财富增加，将带来巨大的消费需求增长，并且会促进市场化的企业投资需求扩张，更好地实现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
通过消费券或者现金补贴直接增加居民收入。从发达国家和国内部分城市的实践来看，通过消费券或者现金补贴直接增加居民收入，可以有效激活消费需求，重启经济循环。考虑到每年可减少数万亿元低效、无效投资，建议把节省下来的资金每年至少发放 1 万亿元的消费券或现金直接补贴，将对消费需求产生 3-4 万亿元的乘数效应。
最后，及时启动“全民基本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计划。随着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普及，不仅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下降，一般服务业的就业岗位在将来也可能出现下降，未来经济社会的运转模式可能发生深刻变化，建议及时启动“全民基本收入”计划，为有需要的社会成员发放基本收入。同时，应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让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增长。从目前的 4 亿人左右，十年内增长到 7 亿人左右。
总之，在外部需求不确定性持续升高的背景下，中国居民收入占比低、增速慢，不仅不利于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也不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新的发展格局。而较多的低效和无效投资支出不仅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会影响经济循环，挤占居民消费，造成经济失速风险。因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国民收入支出结构改革，尽快推出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有效扩大消费，既能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又能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写在最后#
目前的形式，才真是应了上头年年说、年年换汤不换药的那句话——“改革到了深水区”。过去所谓的“深水区”不过是浅洼，现在真正的深水区已经来了，我党迎来了成立百年之后又一个事关生死存亡的大考验。什么叫生死存亡？就是这一关迈不过去就是死亡的结果。现在国内的最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了食利阶层越来越大、切蛋糕的时候越来越狠，与广大底层百姓可支配收入越来越少、越来越失去希望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能够闯过这个关卡，那么我们必然一飞冲天，再也没有人能够限制我们。如果闯不过，那么明朝就是现在的榜样。
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