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虎妈的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 2011）这部曾经风行全球的育儿畅销书吗？作者蔡美儿是美藉华人，她在书中讲述自己运用儒家育儿技巧，严厉管教两名女儿。此书畅销，不只因为书里所灌输的“虎妈”育儿理念，也在于作者背景：蔡美儿是一名优秀的法学教授、毕业和任教于美国名牌大学，却严格地以一般被视华人或东亚式的权威育儿方法，对两名混血女儿进行长时间而苛刻的教育。
这种姑且称为“东西方育儿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冲击，蔡美儿十分清楚，她在书中曾指出：“西方家长试著尊重孩子的个体性，鼓励孩子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支持他们的选择，并且给予他们一个非常温暖的环境。而东方家长则认为保护孩子最好的做法是替他们的未来做准备，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能力，并且替他们装备才干和努力不懈的精神，以及没有人能夺走的自信心。”
此书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也饱受批评。最典型的批评是，书中宣扬的是一种一刀切式教育理念，既不管孩子的能力和个性，亦漠视孩子的意愿和情绪反应，一切皆以家长坚持的教育目标为依归。这无疑有违西方社会崇尚个性自由发展的教育观念，可是，不论在华人社会或欧美社会，像《虎妈的战歌》这种育儿论调一直都有广大的支持者。
一方面，它满足了传统华人“望子成龙”的思维，蔡美儿本人就是成功人士，而在书出版后，她的两名女儿也成功入读美国著名大学，俨如“证实”了虎妈育儿之法无比正确；另一方面，欧美不少家长抱著东方主义式的眼光， 对这种所谓东亚教学模式充满好奇，原因是在他们的认知里，东亚学生的学术表现向来优于欧美学生。他们很想知道，东亚家长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台湾热议：以马内利兄妹事件#
“以马内利兄妹事件”的发酵，正是对这种育儿观念抱认同和怀疑两种态度之间的矛盾激化：兄妹的日程是父母为了催逼孩子学习而不惜一切的表现；网民的批评则源于对传统灌输式教育的反感，将此类相对苛刻的学习方式视作不人道行为。
这个脉络，很适合作为讨论台湾近日热话“以马内利兄妹事件”的切入点。一间台湾的美语（美式英语）补习班“以马内利”近日在社交网站发帖，分享一名“虎妈”为两名国小兄妹的学习日程，令人哗然。两名兄妹每天只睡六小时，清晨 5:50 就起床，整天日程就是上课、补习和练琴。日程中没有休息和玩耍时间，连功课和午晚餐也要在车上完成，一星期七天无休。
网民对此口诛笔伐，最常见到是指摘这名母亲“虐儿”；亦有网民对兄妹进行起底，揭发兄妹的母亲原来是一名著名的前主播，其父则是一名富商。补习社对沸腾的网民反应没有正面回应，反而批评网民侵犯兄妹私隐，声言要诉诸法律行动。
事件最值得讨论的，并不是这名“虎妈”的育儿理念，而是补习社的做法和网民的反应。“以马内利”的帖文本来是一篇宣传文案，文中虽列出被坊间程为“魔鬼课表”的学习日程，却反复强调兄妹俩的学科和音乐成绩都极为优秀，并且，兄妹俩是“乐在其中”的。帖文亦表示，这是发帖者“目前看过最满的 Schedlue （Schedule）了”，看完后“下跪了”，语调充满赞叹溢美之情。
可以想像，此帖的目标读者是补习社专页的追踪者，即其学生家长、以及认同其教育理念的人，而不是普罗大众。至网络上的急速反弹，正好说明了台湾社会上不少人并不接受这种教育观念。但进一步说，很多人很可能只不过看到这个“魔鬼课表”，就觉得不可思议，却未有深入认识背后的理念。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很多网民看到日程中有“写公文”一项，都一头雾水。其实那是指一间日本的教育专利机构“公文式”（Kumon），它发展出一套操练数学及语文的教学法，主张将各学习课题分拆成无可再分拆的程度，然后由浅入深编排，让孩子自幼儿开始，循序渐进地完成作业，直至大学。
公文式在中、台、港都有相当的知名度，在欧美地区亦广泛流传，然而比较了解个中理念和实践方式的，通常只有家长，尤其是对操练式学习模式比较接受的家长，才会有兴趣了解更多，帮助他们日常的育儿工作。
反观在家长群体以外的人，或对这类学习模式抱怀疑态度的家长，会倾向“闻操练而色变”。“以马内利兄妹事件”的发酵，正是对这种育儿观念抱认同和怀疑两种态度之间的矛盾激化：兄妹的日程是将操练逻辑发挥到极致，也是《虎妈的战歌》经常强调、父母为了催逼孩子学习而不惜一切的表现；而网民的批评则是源于对传统灌输式教育的反感，将此类相对苛刻的学习方式视作不人道的行为。
欧美还是东亚：二元又矛盾的想法#
欧美现代教育观念承自启蒙运动，强调个人自由选择，尊重个性差异及对知识的探索；东亚文化则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集体主义影响，认为个人学习目标是要在群体中脱颖而出，终而成为社会集体的“栋梁”和“未来主人翁”。
可以将事件放在更广阔的背景去考察：华人社会是怎样看“教养”（parenting）这一回事？一个流行于华人社会的说法是：
“欧美”跟“东亚”是两种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教育模式，欧美著重孩子的自我探索、尊重孩子的能力和个性、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不追求单一学习目标和标准；东亚则强调知识灌输和重复操练，主张用分数和名次这类单一量化的标准，判断孩子的能力优劣和学习水平，因此亦强调透过互相竞争来引发学习动机。
在华人社会中，每每出现对主流灌输式教育（亦经常被称作“填鸭式教育”）的批评声音时，论者往往会诉诸“欧美”，认为“欧美”教育模式是解决现行灌输式教育问题的灵丹妙药。
可是，在同一时间，华人社会中根深柢固的传统教育观念，又令华人家长对所谓“欧美”教育模式抱有怀疑态度。他们经常认为，欧美学生一般的学业成绩（尤其是数理）不及华人学生，正正反映了“欧美”教育模式的有其缺陷。于是，当家长产生这种疑问时，他们又会转而接受像《虎妈的战歌》这类说法，即将“东亚”教育模式发挥得极致，孩子就能胜过欧美学生，从而获得进入世界一流学府的机会。
这种既二元又矛盾的想法，问题很多。其中之一是我们很难单靠统计数据、或只是一些个人印象，就能证明采取“东亚”模式是较易在学业上获得成功。不过，一般没机会让孩子接受欧美国家基础教育的家长，往往倾向接受这种说法，因而合理化他们催逼孩子操练的行为，“以马内利”补习社一类补习业务，就应运而生。
另一方面，有些家长受上述二元观念影响，会以“让孩子逃离填鸭式教育”为目标。例如在香港，很多家长对“国际预科文凭”（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俗称 IB 课程）趋之若鹜，认为只要孩子选读 IB 课程，就能避过香港主流教育里“中学文凭考试”（简称 DSE）的“蹂躏”；另有一些香港家长更会选择其他来自欧美的“另类教育”，像蒙台梭利（Montessori）、华德福（Waldorf）等的教育系统，希望孩子能在全无“填鸭阴影”的环境下完成学业。
若追塑西方和东亚的文化源流，我们可以为这组教育模式上的“二元对立”提供一些简单的历史解释。欧美现代教育观念承袭自启蒙运动，强调个人的自由选择，尊重个性差异，以及对知识的探索。而现代心理学的出现，亦使欧美社会愈渐重视教育对儿童心理和个性发展的影响；东亚文化则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集体主义影响，认为个人学习的目标是要在群体中脱颖而出，终而成为社会集体的“栋梁”和“未来主人翁”。
而封建时代科举制度所遗下观念，亦令人们相信“读书”是为“考取功名”，置换到现代社会的语境，则是在学业上名列前茅，这才能出人头地。华人社会经常以“状元”称呼公开试或全国性比赛中的第一名，并会在媒体上大肆报导。类似做法在欧美社会中是很罕见的。
移欧美港人家长：缺乏应试训练怎么办？#
移居欧美国家给予香港家长一种最普遍的集体经验，他们终于不用逼迫孩子应付没完没了的功课和考试。然而又产生另一个疑问：孩子在如此“自由”的环境下，是否能够有效学习？
近年香港出现移民潮，亦引发了香港家长对“逃避填鸭教育”的另一种想像。他们带著孩子举家移居欧美国家，在孩子教育问题上所面对的冲击，并不限于“香港（东亚）vs. 欧美”在教育制度上的差异，更是关于对教养问题的再反思。在这里，“教养”的英文“parenting”揭示了讨论焦点不应放在教育的“制度”上，而是应该放在家长如何因应所在地的教育制度，筹划孩子漫长成长历程中的学习方式。
填鸭式教育真正最值得为人垢病的一点，其实是这种“教育制度”大大限制了家长在“教养模式”上的自由度。移居欧美国家（这次移民潮的移居地主要是英国、其次是加拿大）给予香港家长一种最普遍的集体经验，是他们终于不用逼迫孩子应付没完没了的功课和考试。然而，它同时又产生另一个疑问：孩子在如此“自由”的环境下，是否能够有效学习？
我是一名两年前移居英国的香港家长，以下就以我对英国教育制度的印象。英国的小学一般功课很少，少则一个学期（一年三个学期）一两份，多则一星期一两份；另外亦没有测验考试，更没有名次，只有学期末老师撰写的评估报告。一般情况下，由于没有课本、功课和考试，期末评估报告也并非十分详尽，家长对孩子实际上学了什么，往往掌握不足。香港家长很容易会对此产生焦虑，正正源于上述的二元教育观念，他们觉得英国教育制度过度自由放任，难于保证孩子能在十多年的中小学基础教育里，能完全掌握所需获得的学科知识。
但香港家长同时又接收著另一种支持“欧美”模式的说法，指英国教育制度的目标是培养孩子发掘自己的兴趣，而不是盲目灌溉知识。问题来了：香港的教育制度框架其实沿袭自英国，殖民地时期的香港就是参照英国高中的公开试 GCSE 和 A-Level，而运作多年的“香港中学会考”及“高级程度会考”。换言之，在英国教育制度里，学生最终也得面对公开试的评核和筛选。香港家长通常会忧虑，在长期缺乏“东亚”式应试操练的情况下，孩子将来怎样面对公开试呢？
在这里，必须指出一个欧美已发展国家的社会脉络。在英国，乃至台湾舆论经常视作“教育制度典范” 的北欧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就是学生从高中升入大学的过程中，会进行分流，一部份入读学术性或专业性的文法大学，另一部份则入职业训练学院。在华人社会对“欧美”模式的认知里，分流是为了因应不同学生的条件和能力，让他们继续接受适合自己的高等教育。
直接地说，学术能力较强（香港人俗称“读得书”）的学生在公开试和大学入学评核中获得较佳成绩，因而能入读学术性大学；对于学术能力不佳（香港人俗称“唔读得书”）的学生，则只能学习一门职业性技能。
在华人观念里，两类学生明显有品流上的差别，前者才是成功者，后者则是失败者。可是，在欧美国家的脉络里，哪怕这种品流高下的观念同样存在，但对家长在选择教养方式时，影响相对较少，原因之一是跟社会阶级结构有关。一般而言，第一种学生将来会成为白领和中产阶级，而第二种学生则会成为蓝领。
但蓝领并不代表基层和贫穷，例如在英国，很多蓝领技术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并不逊于白领，对很多英国人来说，若以未来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计算，除非你的孩子是最顶尖的一小撮精英学生，否则选择成为白领或蓝领，其实差别不是太明显。因此，他们才更愿意按照孩子的能力、个性和意愿，厘定孩子的学业目标。
“教养”核心三因素：虎宝的逆袭#
虎妈式教养的最根本缺陷，是由于其性质上的极端和坚执，在执行过程中严重缺乏弹性和修正空间。当到了发现问题之时，往往已是很久以后，或无可回头之时。
由此，我们可以逐步逼近“教养”问题的核心了：对于教养模式的选择，主要牵涉三点因素，第一点是孩子所身处的教育制度模式；第二点是孩子的能力和性格；第三点是家长的性格特质。
第一点在上文已详述，暂不再论。关于第二点，我们可以回到“以马内利兄妹事件”的例子。补习社因为兄妹的整体表现优秀，才能借此吹捧这种“虎妈”模式；同样地，《虎妈的战歌》之所以“具说明力”，也是因为不论蔡美儿本人还是她的两名女儿，都能入读美国顶尖大学，成为成功的“人版”。但舆论却鲜少论及，造就这些孩子学业上的成功的主因，到底是这种教养方法，还是孩子自身的能力和性格？
不难想像的是，要熬过种学习生涯而最终获得“成功”，孩子不只要学习能力高，性格上的抗压能力亦要很强：另一方面，要妥善并持续地执行这种教养模式，家长亦必须有“成为虎妈”的强大心脏，这就涉及到上述的第三个因素了。
现在我们往往只看到兄妹的日程课表是如何的“魔鬼”，却难以得知这名母亲跟兄妹俩的在能力和性格上的具体状况。一些育儿专家和儿童心理学家会因此而指出，过度高压的教养方式是会严重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的，而《虎妈的战歌》一事亦出现两个逆转后续：
其一是在此书出版九年后，一名自称“虎宝”（Tiger Baby）的作者 Kim Wong Keltner 出版了一本名为《虎宝的逆袭》（Tiger Babies Strike Back）的著作，她同样是在虎妈式高压教养下成长，自己也终能在顶尖大学毕业，但她却在书中力陈，这种虎妈式教养对她留下很多坏影响，最终令她决心要对自己的下一代“放手”。
类似的例子和言论在《虎妈的战歌》出版多年来经常出现，并为虎妈式教养提供一个很值得深思的注脚：即使这种（或任何一种）教养方式的效用，能在孩子的学业终点上得到验证（多数是以“在世界顶尖大学毕业”为标准），但这仍然是教养上的一个短期成果，孩子成长后的人生为何，则仍有待观察。
去年，蔡美儿接受传媒访问，意外地告诉记者第二个逆转后续：她虽然很欣赏两名女儿长大后的成就，依然认为她的管教方式有其正面意义，却同时觉得自己在跟女儿的亲子关系上“犯了很多错”，令她们的关系一度濒临破裂。
因此，教养其实是带有赌博成份的：你不会知道，孩子是怎样承受你的教养的；你也不会知道，孩子最终会否成为你心目中希望成为的人。我们总能找到各式各样的个案，指出孩子表面上是快乐的（例如“以马内利兄妹”被描述为“乐在其中”），但种种情绪问题、性格缺陷和亲子关系矛盾，都可能在成长之后才显现——这场关于教养的赌博，并不仅只发生在这种虎妈式教养之上，而是任何一种教养方式都必须面对的。
但我最想指出的是，虎妈式教养的最根本缺陷，是由于其性质上的极端和坚执，在执行过程中严重缺乏弹性和修正空间。当到了发现问题之时，往往已是很久以后，或无可回头之时。“虎宝的逆袭”正是很好的例子。
我们总能找到各式各样的个案，指出孩子表面上是快乐的，例如“以马内利兄妹”被描述为“乐在其中”，但种种情绪问题、性格缺陷和亲子关系矛盾，都可能在成长之后才显现。
虎妈课表缺乏的#
在教育学上，会以两组坐标区分不同的教养方式，分别是“回应／非回应”和“绝对化要求／非绝对化要求”，然后按此区分列出四组教养方式：
非回应＋绝对化要求：专制式
非回应＋非绝对化要求：忽略式
回应＋绝对化要求：权威加民主式
回应＋非绝对化要求：放任式
相对于“东亚”vs. “欧美”的二元区分，这种区分更能呈现家长在教养问题上的抉择空间。虎妈式教养算是第一种“专制式”：家长强制孩子服从，亦不容许孩子提出自己的要求。华人社会所流传的“欧美教育模式”想像，则比较接近第四种“放任式”：不提供绝对化的强制学习日程（没功课和考试），却鼓励孩子按自己的意愿选择。
可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只有一种教养方式，有的只是主流倾向，即“欧美”偏向放任式，“东亚”偏向专制式。但到了个别家长手上，则往往是对各种模式典范的调和。调和过程中亦需要因应上述三大因素：即教育制度模式、孩子能力和个性、家长能力和个性，反复啄磨修正。
让我再次以英国为例。香港家长可能对英国学校功课太少而感到忧虑，因而在课后替孩子补充一些操练式习作。像“公文式”一类的补习机构之所以能够在英国社会立足，正反映了当地家长也有跟香港家长类似的心态：为了填补教育制度上的潜在问题，就得在家长教养层面予以修补。
不过，当中的心态跟华人社会中的补习文化仍有差异：华人家长让孩子补习，多是为了应付学校里的教育，就是一种“应试为本”的模式；但在英国的补习文化里，“应试为本”的心态在应付公开试时也是有的，但大体上没华人社会那么鲜明和具垄断性。更多时候，反而是家长注意到教育制度上未臻理想的部份，未能好好培养孩子某部份的能力时，就需要额外补充学习了。
虎妈们总是对孩子说：“我是为你好的，你将来一定会感激我。”问题不在虎妈的“预言”会否成真，而是这种教养方式没有将“亲子关系的发展”放入其“魔鬼课表”中。
这种我在英国所经历的教养经验，就成了第三种“权威加民主式”的范本。学校教育提供“非绝对化要求”，尊重孩子探索知识和发展个性的权利；而家长则提供学校教育所缺乏的知识灌输和操练。但当然，真正巧妙的是如何让两种看似互相矛盾的教养方式共存呢？这才是最花家长心思的教养规划。
而再进一步说，教养规划不只是教育规划，还包括亲子关系的部份。虎妈式教养忽略了亲子的情感互动和互涉。虎妈们总是对孩子说：“我是为你好的，你将来一定会感激我。”问题不在虎妈的“预言”会否成真，而是这种教养方式没有将“亲子关系的发展”放入其“魔鬼课表”中。
而对移民英国的香港家长来说，另一个关于教养的震撼经验可能是：英国教育制度令亲子时间大幅增加，不用逼迫孩子做功课直到睡前（这种情况在香港并不罕见）。 多了亲子时间，自然也给予家长更多规划教养的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