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的改革史,总有一种压抑的感觉。

从头说起吧。1978年,改革元年。5月份,邓小平“打破精神的枷锁”,用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摧毁了”两个凡是”的原则,虽然以后关于意识形态的辩论仍将继续,但已刮起了改革的第一阵春风。这一年,全国高考正式举行,第一批大学生中将创造出一批伟大的企业,挣脱旧制度的牢笼。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改革却早已悄然开始,安徽凤阳打响了改革的”第一枪”。此时,民营公司的源头出现了,冒着政治风险。民营公司的成长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源头,意识华西式的乡村基层政权及其集体企业组织,二是鲁冠球工厂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华西村依附于政府,和政府挂钩,其先天相对于个人的自主创业就有优势。华西村的五金厂,三年后就有了24万的产值。鲁冠球那样的自主创业则显得艰难得多,在计划经济时代,从生产到销售,全部要靠国家的指标,否则就算非法。但在此情况下仍可以生存下来的民营企业,则可以对国有企业造成强烈的冲击。

那时的国有企业和现在的不同,但国企的改革一直都是很迷茫的。国企由地方政府投资并控制,如果放在以前,就只能说是”官商勾结”了。我们讲究共同富裕,即同一时刻、同一地点、同一等级的富裕。因此,我们平均拥有生产资料,平均拥有社会财富从而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个出发点上,国企作为政府在市场的代言人,存在于市场,服务于政府,起到引导市场的作用,但也天生就显得笨拙和迟缓。当一项资产是国有的,而不明确属于任何具体的个人的时候,就没有人会珍惜它,也不会有人琢磨怎样让他发挥出最大的经济价值。因此,当民营企业异军突起的时候,国企在市场上节节败退,政府也为了保护国企而推出一系列措施。政府的第一个措施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给予企业经管的自主权。但这又造成了企业与上级管理部门的冲突,企业的管理者和资产的所有者各自为政,相互进行尖锐的博弈。最后证明,在没有明确产权之前,国企的改革都是徒劳的。

另外一个就是国有企业的承包制。承包制是让规模不大且效益亏损的企业归入成功的企业,代表人物是马胜利。他的想法是通过帮助亏损的企业来实现产值的增长,但忽视了包含的风险。没有经过实地调研而随意承包,乱夸海口宣传出盲目的自信,马胜利的失利最后对”一包就活”的改革理念造成重大的打击。奇怪的是,在90年代,事实证明是失败的承包制换了一种面目重新出现,并且重蹈覆辙。受到日韩财团模式的影响,中国企业开始向着多元化发展,希望以一种规模庞大、无所不包的航空母舰式的企业对抗国际竞争。方式是通过收购亏损企业而不断扩张,打造企业的航空母舰。代表人物是”三九胃泰”。三九品牌通过大购并,企业遍及出了西藏外所有的省市和自治区,形成了医药、汽车、食品、制酒、旅游饭店、商业、农业和房地产八大产业。但可以给企业带来直接效益的项目一直没有出现,最后陷入巨额财务危机。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我是深有体会。在邓小平的英明决策下,中国改革历经坎坷但也逐渐推进。而企业的多元化发展的失败无疑是之前承包制的翻版,马胜利的造纸厂从鼎盛到衰落竟没有成为后人的教训,实在可惜。

在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国企的财团梦随着韩国财团的陨落而破灭,国企转而从多个行业退出,转战至上游能源性企业——钢铁、能源、汽车、航空、电信、典礼、银行、保鲜、媒体、大型机械、军工等。政府强化垄断保证了企业和自己的利益,作为国营资本的拥有者,其角色更为增强了。

历史与自己过去的记忆逐渐重合,是一段快乐的旅程。以前那些自己记忆深刻的商标或企业没入历史洪流,早已消失。现在,自己翻开历史,探查他们的兴衰,竟觉得企业如同生命,纵然可以缔造一个时代,但也终将走向末路,让人感叹。